2011年1月公布的城市房屋征收条例在这方面提供了必要但似乎被忽略了的法律依据。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以及效力范围：这一内容集中规定在《规定》的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第一，现代行政诉讼对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方面的约束越来越多的是从程序方面进行的约束，就像我们在前文所列举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并不具有评判论文水平的能力，它无法了解对于学位委员会不授予学位证书的理由究竟是否正确。
这些案例分别是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王志才故意杀人案，共计4个指导性案例。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由于这种拘束力的制约，就不能再允许他有与终局性司法裁判相违背的行政行为。第二，在行政诉讼的框架之下，由于一旦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行政机关就必须努力为自己辩护，提出一切证明自己行为合法的证据。〔17〕所谓的判决理由是指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依据，包括成文法和遵循的先例，它是形成先例的法律条件。虽然该决定是在《学位条例》规定之下做出的，但是这一决定的两个逻辑结果是：出席学位授予评定的委员必须为奇数，同时不得投弃权票。
本文作者并不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别，只是遵从一般说法，为了论述的方便而使用了判例一词。案例的公布、编纂和清理：《规定》的第6条第二款规定的发布形式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以及《人民法院报》。在我国还没有确立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制度的情况下，我们从理论上先行探讨行政成本权衡的领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近一两年来有关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思路也越来越清晰，正是在相关理论准备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把《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纳入了立法规划之中。笔者认为，在日后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确立行政成本控制原则，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概括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展行政诉讼判决类型。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就存在于行政过程中，或者说，行政过程是由若干具体行政行为构成的。但事实是，行政法规范一般只规定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规定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而对行政行为中具体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有严格规定。
（三）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实施行政管理的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最初，行政行为包括根据公法或私法采取的一切行政措施。
除上述外，还有一些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1）确立行政成本控制原则。这说明我国行政权行使中的非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我国司法审查中仅仅进行合法性审查似有可能使被称之为恶法的法律规范对行政权的制约变为合理，进而使非理性的行政权行使得到司法审查的认可。
而行政成本权衡则已经超越了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其是对操控行政行为的行政权力的权衡。第一，行政过程模式选择的范畴。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之一，其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裁量权之建构与限定存在不同，不过二者可能存在交叉。
行政权之合法性与行政权理性化之间的关系在学界尚无深入研究。前者与立法、司法裁量权相同，后者则是指在法律没有对某一事态作出规定而行政机关又必须予以处理的情况下存在的权力。
然而，在笔者看来，行政权的合法性仅是行政权理性化的充分条件，而不是行政权理性化的必要条件。[13]基于此，他建议，权力必须溶于机构之中，机构使权力易于接受，因为机构在下属同上司从不接触的情况下，抹掉了下属对上司的屈辱地位感。
与之相比，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则要宽泛一些，我们这样说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因为合理性审查的深度和范围要比合法性审查的深度和范围更加深刻一些。换言之，其并没有在行政诉讼之外审查行政成本的主体资格。行政过程是指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和进行行政执法的整个行为序列。上列判决类型在处理行政行为与私权的关系时是比较周全的，既包括了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情况下的撤销，也包括了行政行为在合法情况下的维持，还包括了行政处罚在不当情况下的变更等。出处:《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司法审查 行政成本 。行政权力大多设定于行政实体法之中，或者行政组织法之中，或者部门行政管理法之中，行政权力有投入与产出的成本分析基础。
三是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的原则。[19]如《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上海市政府2010年1月11日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第6条规定：（制定主体）下列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一）市、区（县）和镇（乡）人民政府。
第三，促使行政权理性化的价值。我们知道，行政诉讼中的参与主体除了作为主导因素的人民法院外，还有对行政行为提出否定主张的原告，即行政相对人。
对于那些选择不当或错误或增加社会负担的行政过程可以进行适当的司法处置。参见杨海坤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3页。
换言之，行政合法性只能作为测定行政权理性化的指标之一，如果我们将其作为唯一指标就必然会降低行政权理性化的价值。由于人民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与在刑事、民事诉讼中有完全不同的权力范畴，故而将其作为一个特有原则规定下来是顺理成章的。上述特有原则在行政诉讼法中的出现近年来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尤其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更是成为质疑较多的一个原则。但是，司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则包含另一种情形，人民法院可以进一步判定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选择中的合理性与否。
（二）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蔡伟：《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审视——兼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载《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因此，应当认为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其他主体可以配合人民法院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但他们并不具备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资格。然而，若将问题向前推演一步，情况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目前对行政相对人的消极可以通过行政不作为诉讼进行救济，而对国家的消极则无法救济。若发现行政主体在过大消耗的情况下并没有带来较大的产出或者收获，那么，就可以认定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成本过高。
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有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法律原则要求选择必须适度，即不能使自己选择的标准与行为性质应该承受的结果不一致。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都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不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概莫能外。即是说，在本质上讲，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地位是平等的，为了防止引起误解，行政诉讼法将其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强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甚至存在认识上的对立。
以美国的司法审查为例，在整个司法审查过程中，法院的功能即在于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加理性。我的看法是第一种路线比较合理，而第二种路线则是不可原谅的。
如果将笔者关于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定义分解叙述的话，下列内容显然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在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以保护自己权益的同时，能否对行政成本提出不当性主张，进而成为行政成本的制约主体之一等问题并没有在《行政诉讼法》中作出明确规定。
在笔者看来，司法审查是由人民法院主持的，其他主体只是司法审查过程的参与者，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在人民法院的掌控之下运行。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页。
